这一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也在宪法文本中得到了体现。

16马蒂亚斯·赖曼、莱因哈德·齐默尔曼编:《牛津比较法手册》,第458页。100有学者聚焦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探讨了对安全性技术判断、专门技术性裁量的司法审查。

23参见伯恩哈德·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页。比较行政法某种意义上提供了备选方案或论证理由,法官更多时候应将比较行政法资料作为论证的补强,比较行政法资料可以构成法官法律推理中的论点或论据,其中蕴含的具有共通性的行政法理,或可融入法官的法律推理过程之中。日本行政过程论以盐野宏为代表,他提出行政的行为形式 行政的法律构造 及行政过程中的私人 等范畴。80 我国学者关注行政行为说明理由(reason-giving)的依据、内容和瑕疵。88 (五)行政救济法的比较 1.行政诉讼 德国学者胡芬的体系性著作中,讨论了实质裁判条件、诉的理由具备性、行政诉讼中的暂时法律保护等。

83参见苏宇:《走向理由之治:行政说明理由制度之透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44参见陈海萍:《行政相对人合法预期保护之研究——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变更为视角》,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对国务院的授权有期限，而有关特区法规和监察法规的授权决定就没有期限？授权立法，似乎都应当是临时性的，所以，授权立法的决议、决定严格说来都应当有时间限制，如果是长期、稳定的立法权，即可能违背了授权立法的初衷。

有的是带有法律询问答复性质的，如1955年、1956年通过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否限于本级人民代表问题的决定，关于地方各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可否兼任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问题的决定，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可否充当辩护人的决定。笔者认为，从宪法法律的规定出发，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惯例性做法，尊重汉语语言中对决议、决定含义的惯常区分，对哪些事项适宜采用决议，似可确立以下一些原则标准。立法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组织，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但人大及其常委会设立内部机构，以及对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设置，都应当与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一样，需要有确定的标准和权限，建议有关方面对这类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作出规范。

按照条例的规定，决议、决定均属于党的机关、行政机关的公文种类（这与前述2000年《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将决议排除在行政机关公文种类之外，又有不同）。在决定中，全国人大作出的52件，常委会作出的576件。

在这些会议的细节性问题上，常委会决议和决定的使用，也缺乏确定的标准。这是这部法律中唯一关于全国人大会议作出决议的规定，可以理解为，代表大会必要时可以通过一项决议，举行秘密会议。（一）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之前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由这一线索进一步延伸即可发现，为什么前述几类工具书在区分决议、决定时，都一概将由会议讨论通过的决策称为决议了。

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的所有决定，都是依据宪法法律行使职权的结果，不是直接执行就是间接执行宪法法律的决定，而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执行宪法法律的决定，不仍然都是有关宪法法律问题的决定吗？一言以蔽之，不就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吗？ 4.从形式上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无法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问题行使职权的所有结果。这个决定主要是因为制定法律的条件不成熟，为解决问题而临时作出的（下文还会述及）。有以下例子： 例1： 对于涉外条约的事项，常委会一般均作出决议，但1956年常委会在批准几个日内瓦公约时，用的却是决定。第三个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决定的界限不甚清晰。

也就是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决议，实行合议制和过半数同意的表决原则。与此同时，沈春耀还特别提出，作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即2019年8月，国家监察委员会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立法法或者作出相关决定，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提供法律依据。

这说明，调整职权的这一类决定，还是以修改法律的办法来解决比较合适，以单独作出决定的方式来解决，仅是权宜之计。如果再与前述两本人大工具书中认为决议、决定都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观点联系起来，就基本可以做出一个推论，即在那一时期，决议、决定虽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一种法定形式，但它们的效力都被认为是低于宪法、法律甚至法令的。

凡是荣誉勋章的授予，也由常委会作出决议。他接着说，如果这样的话，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通过决议时，就要考虑到这个决议就是法令，因此，不作一般的、没有法律意义的决定，如果作了决定，那么就是法令。（2）决定所赋予职权的部门，要么是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设立的，要么是全国人大会议设立的，要么是实践中长期存在并行使职权的（军队保卫部门），而不是常委会为赋予新的职权而同时设立的新部门。4.对决议、决定的使用，与宪法规定不尽一致，缺乏严格、稳定的区分标准，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这说明，全国人大每年召开会议的议程和各类准备事项，应当由全国人大会议作出决定。（三）以决议、决定方式进行立法授权的问题 1.如何看待授权决定的期限？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立法授权应当有明确的授权期限。

2013年，常委会在听取李斌的说明后，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沈春耀在决定（草案）的说明中还强调了时间上的必要性：通过修改立法法来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职权，时间上恐难以适应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需要。

所谓决议，常常是面对重大纷争歧见而讨论后形成的多数共识，议而后决。质言之，通过或者发布决议是各级政权机关行使职权的最主要的形式。

当时，党内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以及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疑惑和争论，在经过数千高级干部讨论的基础上，再由中央全会充分讨论形成的共识，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议，而不宜叫决定。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常委会也只能以作出决定的方式，进行权宜式立法了。

行使决定权的结果，当然可以，而且一般也应当称为关于某一事项的决定，但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类事项的决定，最终多数是被称为决议的。但在具体的统计中，这本统计资料并没有标明哪些是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哪些是有关特定问题或者重大事项的决定，即两者的关系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如前所述，2017年，常委会决定在全国各地推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县以上各地方行政区域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相关职权。8.提案主体要求作出决议的，适宜作出决议。

而1989年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这份文件称决议而非决定，就是恰当的。这样，决议、决定的明显区别还是，凡会议通过的叫决议，不宜叫决定。

凡宪法法律规定由两机关行使决定权的，或者法律性较强的、改革探索性的事项，宜称决定。分析以上4个案例，可以发现几个特点：（1）常委会的决定所调整的都是国务院或者军队内部组织的职权，属于国务院或者军队职权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对国务院或者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调整。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一个法律效力时间较短的决定，却成为另一个法律效力时间很长的决定的制定根据，那么，如何看待两者法律效力之间的关系？ 在决议、决定与法律的效力高低方面，还有一个很不容易被理解的案例：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3）决定所要调整的职权，本身就是宪法法律或者相关法规已经规定的，而不是常委会新创设的一项职权，即常委会没有为一个或者几个部门创设新的职权。

如果以是否以会议通过为标准，在其他党政机关可以作区分，但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就不好区分。比如，有关人事任免、战争和平、条约协定、勋章荣誉称号等事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决定权，作出决定后，再由国家主席行使任免、发布、宣布、接受、派遣召回或者批准废除等职权。比如，经会议通过的，应当叫决议，而对决定，就没有明确要求由会议作出。再比如，全国人大于1955年对自己制定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5条关于地方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人数的规定，作出修改的决议，这个决议本身取代了法律的原有规定，成为法律的新内容，又怎么能说其效力低于地方组织法呢？ 离现实更近的例子是，202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是根据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但是，能说它的法律效力就比基本法低吗？恐怕不能。

但这个办法对两者适用的事项的规定，仍然存在不太容易区分的情况。而与法律性直接对应的一般是指政治性，那么，是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还有一种属于政治性质的？如果有，这种政治性质的决议、决定，又有什么标准和特点？是否具有约束力或者规范性？与法律性的决议、决定又有什么区别？而除了这两类性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性质的决议、决定，或者说是既不能归于法律性质，也不能归于政治性质的决议、决定？这些问题都需要慎重研究。

这就使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了很多决议、决定，但这些决议、决定应当对应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哪些具体职权，在何种情况下适用，则很不清晰。而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同样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或者是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的，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叫决议，少数的又叫决定？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二）1954年《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一揽子通过了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

（3）事物成为另一事物主导的先决条件，起主导作用。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宪法只规定了一种情况，即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并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